“适宜”是上海女人的专属之优美，是上海女人自我得意之优美。

【资料图】

李守白 重彩画 《俪人》2018

一个女人，16岁是花季；一本书，16年后，是旧书，还很旧。我的《上海女人》出版16年后，历经8次重印，一版再版，今年要出第三版了。《上海女人》沾了上海女人的灵气，16岁了，尚有几分动容。

2007年，我用三个月酝酿搜集资料，而后是满负荷三个月写书。15万字的书，分配到每个月，是5万字，每个星期1.25万字。彼时我还要上班，不可能天天写，我给自己下了军令状，一坐下去至少写3000字……那么多年过去，分明还记得当时的苦，却是再也吃不了第二遍苦了。

总算是有不错的结果。

很多次有女性读者和我交流，在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或者说，看到了她母亲的影子。

影子是什么？在哪里？

还是在《上海女人》出版后不久，在一次文化界茶话会上，会议发起人朱烁渊一番盛情，要我谈谈“上海女人”。那天有众多文化界大家在场，我不敢放肆，也无法推却美意。恰好曹雷老师坐在一侧，倏忽间我有了意外的谈资：如果要赞美曹雷老师，什么词最合适？肯定不仅是美丽漂亮，而是有更高境界的词语。我用我在《上海女人》中提炼的一个词来赞美：“适宜”——曹雷老师老适宜额。这句话我是用上海话说的，才会有适宜的感觉。

“适宜”是上海女人的专属之优美，是上海女人自我得意之优美。山东人可以爽，四川人可以辣，上海女性以适宜为尊。

很多朋友和读者对我在书中提炼的适宜，很是赞赏，却也是问我，你是怎么提炼出来的？有朋友分析我，大约是生在淮海路住在淮海路，才会把上海女人写得这么贴合。我未否认，当然是有些许因果关系的。后来某次聚会，朋友再次强化我与淮海路的情结。朋友是真意，我却不领情了。喝了酒，口气也大了。我说，淮海路确实很重要，但是住在淮海路的人多了，文章写得好的人多了，为什么别人就没有写出《上海女人》呢？

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原因？也是因为喝了酒，我才会敞开内心地回答，和我母亲有关。很多女性读者在《上海女人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其实，我看到的第一个影子，是我母亲。书中写到在淮海路大方布店和营业员切磋零头布大小，是我儿时所见母亲之为，夏夜在晒台上听评弹，也在我视线和听觉之内。母亲的生活态度和待人接物，是我写“上海女人”的底本元素。

书出版后，我送给母亲一本，没有说母亲之于我这本书的重要，说不出口的。母亲自然开心，也没有过多的话语。我没期待母亲读我的书的。八十多岁了，看报纸都吃力，要把十几万字的书看一遍，为难母亲了。

或许，毕竟是儿子的书，还反响不错，母亲开始看了。老花眼镜已是不济，还要加持放大镜。有时候我下午回家早，天未暗，母亲坐在沙发上，弓了背，凑在茶几前，手持放大镜，一行一行地“扫读”。

终于把书看完的那天晚上，吃饭时，母亲轻松地叹了口气：总算看好了，交关吃力，眼睛吃力，手吃力，背也吃力。母亲没有夸奖我写得好，只是说了句，“嘎（这么）厚一本书，全是开夜车开出来的，不要太吃力了。”好像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就这么过去了。我承袭了母亲的性格，不擅长很外在地表达好感，心里却是明白的。

后来，我是听我表姐说到了母亲对这本书的喜欢。表姐她们十来个人来看望母亲，母亲指着客厅书柜上一排《上海女人》说，这本书我可以做主的，你们喜欢，每人拿一本去好了。表姐告诉我，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神情很是自在。

我写的母亲和母子关系，是很普通、很市井的上海人俗常日子。书中的影子，叠合了许许多多上海女人的影子。

前些日子，上海大学出版社寄来了英语版《上海女人》，英语书名非常直截了当。我根本不会去想我这本书会有多大的文化传播能力。我只是将它看作一只很小很小的风筝，飘着，风筝的名字叫“上海女人”。

两个版本两种语言的《上海女人》，不约而同地来。我自诩为是无意中的中英文二重唱，虽然很卡拉OK。

（本文为2023年新版《上海女人》自序节选）

（马尚龙）